和一位探险世界“三极”的集邮人聊天，“三极”之外，集邮是他的“第四极”。于是，我饶有兴趣地听着这位从不参与各类集邮活动的“隐居”邮人侃谈。

当说到他主要聚焦在“早期邮路”的思路时，其所述吸引了我。这个“早”，不是邮票发行时间早，如英国“黑便士”邮票诞生的1840年，中国“大龙”邮票诞生的1878年等，而是从世界上一些神秘地带寄往中国的那个“早”。如1894年从北极寄到中国的早期明信片；1935年从南极寄到中国德州走了86天的纪念封；以及从德国黑森州辗转印度、暹罗（泰国）、中国上海等地加盖了15个邮戳，寄到西藏江孜的实寄封等。他谈了许多早期通往中国的邮路，那些见证邮路的普通信封，用他的话说，就是随手扔在纸篓里的“废纸”。他的捡拾，在我眼前展现了一条普通而不凡的集邮之路。与探险一样，这不是一下子达到的。他一直走着，拿其所获洋洋自得地向我展示。

面对这些也堪属“极”的邮品，我未及思索其践行的价值，却启迪我有了一个关于集邮的想法，那就是关于集邮之“邮”的多元空间。

说到集邮，人们多把“集”字当作一种攒藏的动作、行为，把“邮”字视为以邮票为主的种种品类。实际上，邮票几乎是集邮的半壁江山。随着多年来集邮的深入，其他之“邮”，从邮票延伸衍生而来，这个界域拓开了更大的视野和空间。集邮已不拘于邮票了，与邮票紧系的，如有特点的封片、带邮资的各式邮戳等也逐渐成了集邮的主流。

这个扩大的空间，还仅是从“邮”载体上开发。侃聊中，这位邮友提出了集邮要有思路。他问我：“中国最早接触西洋音乐在何时？”我答曰：“应是康熙帝把玩进贡的单簧管时候吧。”他说：“那时没有邮品可见证。”我又说：“西洋管弦乐队最早进入中国是在20世纪20年代，那是上海工部交响乐队的沪上音乐会。”他来了精神，说：“可不可以搜寻一下那期间的邮政痕迹？”

这句话，一下子打开了我的思路。我的音乐专题集邮，一直在以邮票为主的圈中转悠，却没有想到从见证历史角度，寻找中国早期的音乐足迹。这个集藏虽没有定向的目标，但却不排除邮品存在的可能。虽然这是一个有希望却艰难的寻觅，但却激发起了我的集藏动力，开阔了我的集邮眼界和空间。因此，我感悟到：集邮不仅拘于邮票邮品，还应拓展思路，让“邮”展开更大空间。

于是，20世纪20年代上海工部交响乐团存在期间的资料，成为我一个阶段学习的主要内容。一本叫作《贝多芬在中国》著作，不知看了多少遍，在年代、地点、曲目、乐队之间，我寻找着“邮”可能出现的缝隙。这个属于“课题”式的集邮，不能一蹴而就，但却可以铺满我的深入延展扩大的集藏开掘中。

集邮本是一个看得见的“邮”的物质性嵬聚，但也是一个思考性的探索。在孜孜不倦的集藏中，从思路上给自己设定一个个目标；在学习研究基础上，把各种信息聚焦于“邮”，这个新的掘进，正是集邮兴趣和动力的再启动。当前，集邮趋于低迷时期。不单从“邮”角度，而探索从思路上扩开集藏空间，破开集邮成规，是一个新的视野。
当然，新思路转化为新成果不可能一日功成，也可能一无所获，但却是为丰富集邮这个文化行为另辟了蹊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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